龙骨坡文化——中华远古历史第一篇

●发生于中新世末上新世初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改变了亚洲大陆上正在形成中的人类的活动半径及体质结构，而川东鄂西正是寻找早期人类化石的理想地区之一。

●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许，本文作者等在巫山县龙骨坡惊喜地发现了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它与东非早更新世能人处于同一进化水平上。

●1997年，专家们又在龙骨坡遗址发现一批距今200万年的石器。这足以证明，在200万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龙骨坡文化是中华远古历史的第一篇。

不久以前，首都各大新闻媒体陆续报道了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遗址的新发现。现就巫山人的发现和巫山人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以及龙骨坡文化的性质等读者们最关注的问题作一详细的介绍。

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发现了元谋直立人（Homoerectus）的两个上门齿，古地磁法年代测定为170万年。消息传开后，一些西方学者持不同意见，如美国伊利诺依大学人类学系坡朴（GeoffreyG．Pope）博士在一次国际第四纪会议上说，元谋人的年代有误，最多不超过90万年。因为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其祖籍是在非洲，他们是从遥远的非洲大陆迁徙来的，故时代较晚。持这种观点的人中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学家。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中华大地的直立人祖籍一定在非洲，其年代也不只限定在100万年以内。从中华大地的地质背景看，这里有着适合于早期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

地质资料研究证明，中新世后期，由于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的碰撞导致青藏高原抬升，这是地球历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对人类诞生前的环境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1980年，笔者等有关人员在研究西藏吉隆和布龙两处发现的三趾马动物群后指出，我国华北三趾马分布的海拔高度一般是在1000－500米，吉隆和布龙的三趾马动物群分布海拔在4500—4300米。为何同属一个时期的三趾马动物群，它们所处的标高各异？如上所述，这种差别是巨大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的。根据哺乳动物群及孢粉组合分析（孙湘君，1980）：中新世晚期的气候是温湿的热带环境，与其毗邻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地势还不高，山间湖泊星罗棋布，盆地边缘森林繁茂，由常绿和阔叶的乔木或灌木组成，很适合于古猿的生殖、繁衍。当地质历史由中新世末进入上新世时，来自印度板块俯冲的强大应力促使青藏高原再度抬升，改变了那种比较坦荡的地势，进而影响了我国西北及中部地区的自然环境，祁连山和秦岭初具雏形，并起到了阻滞西南季风向西北方向推进的势头，使得一些印度——马来动物群的成员逐渐从中国华中向西南隐退（韩德芬等，1988），受其影响，秦岭以南的山川、坪坝由湿热向温暖略干的亚热带疏林草原转化。这种多变的生态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生物界的演化和发展。自然条件的改变，对形成中的人类来说，他们也不得不改变运动方式、活动半径以及自身的体质结构。云南、川东、鄂西和陕南等地多次发现古猿化石及直立人化石，就是这种由平衡生态向不平衡生态发展的佐证。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探索者。

1979年深秋，我们把工作重点从华北转移到华南，1980年便在长江中下游的安徽省和县陶店镇龙潭洞发现了和县直立人（Homoerectus）头盖骨、下颌骨以及大批骨、角、牙制品。据分析，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距今30万年前（黄万波等，1981）。就当时而言，这样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在长江流域尚属首次发现。接着，我们沿江而上抵达三峡地区。因为1957年笔者曾在川东、鄂西作过考察，发现许多洞穴或裂隙堆积保存得十分完好，化石丰富，是一块寻找早期人类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的理想地区。

1984年，在四川省文化厅、重庆市自然博物馆的协同下，我们组成了一支三峡考古队，首先考察的是万县盐井沟，这里曾出土过大批哺乳动物化石，是位名叫葛兰阶（WalterGranger）的美国人指挥农民挖掘的。据悉，他当时（1921—1925）的目的是来江南寻找古人类遗迹。

结束了盐井沟的考察，我们顺江而下抵巫山。巫山是四川的东大门，历史悠久，著名的“大溪文化”就位于巫山城附近。按照常规，我们分头打听巫山有无出产“龙骨”（脊椎动物化石）的地点。县文化局局长吴树业说，在距县城大约60公里的庙宇镇，有个很大的龙洞，听说那里出化石。

7月2日，我们来到庙宇镇。次日，对龙洞作了全方位的考察。这里果然名不虚传，我们在一层灰黄色的沙质土里找到了脊椎动物化石，其中以鸟类和啮齿类动物居多。不过，这些化石的属性都是比较晚的现生种类，不是我们要寻找的东西。正当为此而思索之时，一位乡村医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化石地点，这就是新闻媒体报道的龙骨坡。有关龙骨坡的发现、发掘情况，我在《万水千山寻踪记》和《40年考古探险纪实》两本书里作了详细的介绍，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龙骨坡系石灰岩构成的山体，它的南坡有一巨大的裂隙，其中堆满了角砾、砾石、砂质粘土和粘土。根据1984年发现时采集的剑齿虎、桑氏狗、大灵猫、乳齿象、爪蹄兽、巨羊和小种大熊猫等绝灭动物的化石分析，这是个非常古老的动物群，至少超过100万年，值得研究。

目标确定后，我们决定于1985年对这个化石地点——龙骨坡（当时无名，系笔者命名）作系统的考古发掘。第一期工程一直延续到1988年岁末。此间，采集的脊椎动物化石120种，其中哺乳动物化石116种（含25个新种），它是目前中国第四纪化石地点中种类最多的化石地点。众多的化石中，值得一提的是巫山人。

巫山人化石是1985年10月13日下午1时许问世的。材料包括一段左侧下牙床和一个上内侧门齿。牙床上带有下第四前臼齿（P4）和下第一臼齿（ml），下第二臼齿留有部分齿槽。

下第四前臼齿齿冠接近圆形，两个齿尖，舌侧齿尖略高，颊侧尖已磨出牙本质，两齿尖倾向中线，其间被一短的矢状沟分隔，齿尖之后有一较大的根座，齿根双枝。下第一臼齿比下第四前臼齿大，有五个齿尖，下后尖最高，内尖次之，原尖和次尖磨损严重，已暴露出牙本质，下次小尖偏向颊侧，也有磨损，牙齿双根。门齿属左上内侧门齿，铲形，保存部分齿根，齿冠切缘尚未磨损，齿冠比未经磨损的现代人门齿略低，齿冠内侧基部有一结节，并由该结节向切缘伸出一中央脊。从牙齿的磨损情况推测，前一件标本为老年个体，后者为一幼年个体。

龙骨坡人类化石的上述性状，例如下第四前臼齿齿尖形态、齿尖与根座之间的关系、齿根特征及下第一臼齿齿尖形态与空间关系、釉质层厚度、下颌骨的基本尺寸等都超出周口店北京人和印度尼西亚桑吉（SB）标本下限，而接近东非上新世——更新世人的下限（例如OH7、OH13、OH16、ER992、WT15000），左上内侧门齿齿冠形态指数也不同于亚洲直立人，例如龙骨坡标本门齿的指数同周口店北京人相比偏高，而落在东非的OH6、OH16、OH13和ER1813（能人）之内。龙骨坡门齿的铲形特征也与OH6和OH16（能人）、WT15000（Homoergaster）相似。

龙骨坡标本的上述特征，突出的表现了它同东非早更新世能人（Homohabilis）处在同一进化水平上。因此，我们将原来定的巫山直立人（Homoerectuswushanensis）修订为巫山能人（Homohabilis），这就标志着华夏大地有了人属（Homo）中最早的代表，200万年前的能人。

龙骨坡的研究工作先后进行了7年之久，笔者以为可以告一段落，便休整待命。但《巫山人》一书出版（1991）后，立即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美国依阿华大学人类学系石汉（RussellCiochion）教授向笔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把《巫山人》一书的主要章节译成英语出版；二是巫山人的年代太早，不可靠。笔者当即给予回复：同意将《巫山人》译成英语，以便让更多的外国同行了解龙骨坡；至于巫山人的年代问题，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我们相信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椿研究员和原地矿部天津地质研究所吴佩珠研究员等分别用古地磁法和氨基酸法测出的年代，即产巫山人化石的第8水平层在磁性地层年代表上，处于奥杜威期留尼汪事件上，距今204万年。再者，根据龙骨坡遗址中部地层（第1—12水平层）出土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分析，例如裴氏貘鼠（Mimomyspeii）、低冠竹鼠（Rhinomysbrachyizomyoides）、伏姬鼠（Apodemusdominans）、猎豹（Cynaihuruspleistocaenics）、剑齿虎（Homotheriumpalanderi）、大灵猫（Megaviverrapleistocaenica）、乳齿象（Sinomastodonyangziensis）、祖鹿（Cervavitusultimus）、湖麂（Muntiacuslavustris）等都是早已绝灭的动物，它们在时代序列上，与欧洲维拉方（Villanyian）期（MN17，大约200万年）相当。你若对此仍有疑惑可以来我国访问，可以赴巫山龙骨坡共同采集测年标本，并带回美国和加拿大测定。

1992年初夏，以石汉为首的4位学者来到北京，4月27日抵龙骨坡，按照自上而下的层序采样。样品带回美国后，于1993年12月宣布了他们的测年结果。石汉在来信中说：巫山龙骨坡堆积第5层的年龄大于100万年，依此类推，巫山人化石出自第8层，其年龄会更早。为了进一步论证巫山人的年代，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测年研究室陈铁梅教授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的龙骨坡遗址第2－5水平层的年龄为130—190万年。这个结果消除了国际同行的疑虑，促进了共识。在此基础上，石汉等与我们合作撰写了《亚洲的早期人类及其人工制品》一文，发表在英国《自然》第6554期上。

文章发表后，美国学者艾特（DennisEtler）来信说，从发表的巫山人照片和对其描述的资料分析，它不像是能人（Homohabilis），应归属古猿。还有学者称：龙骨坡出土的石器太少，很难说明问题。我们认为，人类化石和石器制品数量是少了一些，有其局限性，在定量和定性上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正常现象。东非能人发现之初，也有过不同的看法，有赞成的，也有说是古猿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实，如何从这些疑团中走出来。当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返龙骨坡继续工作。

可是，在今天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没有资金，仅有主观愿望是不够的。我们要感谢巫山人民对科教兴国的重视，感谢巫山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从而使这项研究工作得以进行下去。

1997年10月中旬，由黄万波、徐自强、长绍武和巫山县文化局税明轩等组成的发掘队，对龙骨坡遗址进行第二阶段第一次发掘，在遗址南侧剖面的第5层往下作业，一直挖掘至第7层上部，历时32天。

此次工作的重点是寻找人类化石、石器以及新的化石地点。在同仁的努力下，除了人类化石与我们无缘，其余目标均已实现。在此，笔者着重介绍一下所发掘的石器的情况。这次发掘采集的石制品，经初步整理近20件，分别出自第5—7层上部，L7·F8；L6·F9；L7·E9方格出土的材料较多。含石器的地层为棕色粘土夹少量角砾，局部地方因受钙质固结形成板状。石制品原材料主要是轻度变质的石灰岩，硬度比未变质灰岩稍高，由于石灰岩匀质性欠佳，破裂面未呈现贝壳状断口。石器的形态、大小不一，且相差悬殊，最大者重2650克，最小的重256克。石器中，多用灰岩卵石打制，也有少量是用自然石块打制或直接使用的。石制品的外表均附着一层淡黄色的钙质附着物，俗称石锈，胶结度强，不易脱落，因此有许多形态不易观察。

标本带回北京后，随即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专家作进一步论证。他们认为，带回的部分标本中，有清楚的人工打击痕迹，而且是过去很少见到的材料，值得研究与探索。

前不久，我们把清除了石锈的几件标本再次请中国科学院院士贾兰坡教授观察。贾兰坡教授看后说：“现在看可清楚喽！毫无疑问是人工制造的。尽管石器的原料是轻度变质灰岩，硬度低，打击后产生的形态也不如石英之类典型。但是，我们要考虑这些石器是出自200万年以前，那个时候的人，体态、脑量都比北京人原始，我们不能拿北京人制造的石器同200万年前的石器相提并论。况且，石料的好与不好，还要看当地的岩石分布情况，如果龙骨坡一带都是石灰岩，那么以石灰岩为原料的比例就大。”

本世纪60年代，玛丽·李基（MaryLeakey）在描述东非能人制造的石器时说：“石器的各种不同的形状取决于材料的原来性状……它的性质基本上是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没有规律可循（《人类起源》，1995）。曾经对原始人制造石器技术有过深入研究的托思博士认为：“早期的制造工具的原始人，对加工石头的基本法则有着较好的直觉，且具备超出猿类的心智能力，还有运动和认识能力的协调”（《人类起源》，1995）。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目标前进的特征”。粗笨、简单的龙骨坡石制品，正是制造者们“自觉能动性”在打制石器上的重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早期人类打制的石器既不同于猿类偶尔使用的天然石块，也不同于时代较晚的原始人类打制的石器。

龙骨坡出土的石器与东非能人制造的石器相比，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东非能人用的石器岩性单调，主要是火山熔岩；龙骨坡遗址石器亦单调，主要是石灰岩。两者在打制技术上，多用砾石或石块简单打制。在石器的类型方面，东非和龙骨坡都出现了捣碎器。

对龙骨坡出土的大批石制品，我们尚未作深入研究，目前所了解的仅仅是一些现象。但是，将全部考察结果所透视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认为龙骨坡的这种新型的石器组合，代表了200万年前一种混沌初开的石器工业，我们暂称其为“龙骨坡文化”。

龙骨坡文化的问世，说明200万年前中华大地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从而把中国的史前文化前推了近100万年。